“老师，为什么你们春节能放假，我们哈尼年不能？”

这句话像一根柔软的刺，轻轻扎进我的心底，一待就是两个月。

那是农历十月，哈尼族的新年。孩子们穿着靛蓝土布的衣裳走进校园，衣襟上细密的刺绣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他们怀里揣着自家做的糍粑，糯米香气悄悄弥漫在走廊里。

课间，六年级的阿芬轻轻拽住我的衣角。她仰起脸问到：“老师，为什么你们春节能放假，我们哈尼年不能？”几个孩子悄悄围过来，眼神里满是好奇。

我愣了一下，随口说：“因为哈尼年是少数民族节日呀，过的人少，春节是全国各族人民都过的呀。”话一出口，我就知道错了。

阿芬眼里的光微微黯淡下去。她松开我的衣角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：“哦……原来我们的年不重要啊。”

那一刻，糍粑的香气还萦绕在鼻尖，孩子们衣裳上的山川纹样还在眼前晃动。而我站在那儿，忽然听见了自己心里某种东西断裂的轻响。

这句话像一块被山泉浸透的石头，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。

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“哈尼十月年”不是日历上一个简单的名词。它是梯田收割后谷桩的香气，是寨子里连摆三天的长街宴，是孩子背着糯米粑粑走过田埂去外婆家的清晨。它和所有重要的节日一样，有传承的温度，有团聚的重量，有整个民族在时间长河里沉淀下来的虔诚。

当我讲述城市的除夕夜、春晚和压岁钱时；当我说起那个能让整个国家停下脚步的假期时——我渐渐看清了他们眼中那份藏得很深的羡慕。原来他们不只是问一个问题，而是在小心翼翼地确认：老师，我们的年，也很重要，对吗？

临近期末，我心想：我给孩子们准备一个春节红包，不只是给他们新春的祝福，还要给他们一个关于“民族节日”的答案。 我换了现金，买了红包，每个红包里装着3元或5元，还有一张手写的小卡片。

在期末复习的紧张氛围中，我带着用心准备的惊喜走入教室。当我把红包一个个递给孩子们时，孩子们的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
一年级的小朋友们拆开红包，把钱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，指着卡片上的字问：“老师，这些成语都是什么意思呀？”我一一给他们做了解释，并送上了对他们的期许，告诉他们“每个民族的节日都值得被期待、被庆祝”。

他们又问：“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 我蹲下来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就像你们的哈尼年，有长街宴、有鼓舞，是独一无二的；我们的春节有红包、有团圆饭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没有谁的节日更重要，只是大家庆祝的方式不一样呀。” 他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小心地把卡片折起来，和钱放在一起，紧紧按住书包拉链。

来到六年级，阿芬拆开红包，看着卡片上的字，眼眶慢慢红了。我写道：“阿芬，对不起，老师上次的回答错了。哈尼年是你们最珍贵的节日，就像春节对我们一样重要。红包是老师的一点心意，愿你永远记得，你的民族、你的节日，都闪闪发光。” 

她抬起头，声音带着哽咽：“老师，我妈妈说，哈尼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祖先会来看我们。原来我们的年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” 我用力点头：“当然！下次哈尼年，老师想和你们一起跳舞、吃长街宴，可以吗？” 她用力“嗯”了一声，眼泪掉了下来，却笑着把卡片放进了笔袋。

看着孩子们的笑脸，我恍然大悟：原来我们以为的“小事”，对孩子们来说是这么重要。我们不仅是在教知识，更是在守护着他们的骄傲。

那天下午，孩子们拿着红包，有的孩子说“要给妈妈买头绳”，有的孩子说“要存起来买课外书”，阿芬则拉着我，给我讲哈尼年的长街宴有多长，舞跳起来有多热闹。

夕阳西下，孩子们在操场上跑着喊着：“明年还要红包！”“老师要和我们一起过哈尼年！” 我看着他们奔跑的背影，心里满是温暖。其实这场红包之旅，治愈的不只是孩子们，还有我自己。

教育绝非单纯的知识传授，而在于尊重每个孩子的文化根脉与信仰星空，并温柔地告诉他们：你的节日应当被祝福，你的民族值得被颂扬，而你，也理应被这世界温暖拥抱。红包里的三五元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那张手写的卡片、那句真诚的歉意、那场跨越民族的对话，终将在岁月里沉淀为属于他们的、无可替代的新年印记。